政策红利加码
作为一名在崇明经济园区摸爬滚打二十年的招商主任,我常对同行说:“招商工作就像种树,政策是土壤,土壤肥沃了,树苗才能扎根生长。”近年来,国家层面金融开放政策持续加码,为外资证券公司在崇明设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2018年,证监会修订《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》,将外资股比限制从51%放开至100%,取消“境内股东资产规模”等限制,这一政策被业内称为“金融开放里程碑”。去年,“一行两会一局”联合发布《关于金融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》,明确提出“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在沪设立专业子公司、区域总部”,这些政策不是空中楼阁,而是实实在在的“通行证”。记得去年接待某美资证券考察团队时,他们的法务总监指着政策文件说:“以前我们在中国设子公司,要找三家境内股东,资产门槛动辄几十亿,现在‘单飞’了,这就是真金白银的便利。”
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,在外资金融机构落地方面早已形成“政策洼地”。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明确要求“提升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度”,提出到2025年,上海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要比2020年增长30%。崇明作为上海“五个新城”之一,虽然地理位置相对偏远,但凭借“世界级生态岛”的定位,在绿色金融领域获得了特殊政策倾斜。2022年,上海市发改委印发《关于支持崇明世界级生态岛金融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允许崇明在“绿色债券发行”“跨境绿色信贷”等方面先行先试,这些政策就像“量身定制的西装”,精准贴合外资证券公司的业务需求。我们园区在此基础上,设立了“外资金融专项扶持资金”,对落户的外资证券公司给予办公场地补贴(最高500万元)、人才奖励(核心人才个税返还比例最高50%)——注意,这里说的是“人才奖励”,不是简单的“税收返还”,而是与企业贡献挂钩的激励。
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“给”,更在于“通”。崇明经济园区建立了“政策直达”机制,我们招商团队会为每家外资企业配备“政策专员”,从政策解读、材料申报到落地审批全程陪同。去年,一家欧洲证券公司申请QDLP(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)资格,涉及外汇管理局、证监局等6个部门,按正常流程至少要3个月,我们通过“跨部门联办”机制,1个半月就完成了所有手续。企业CEO在签约仪式上说:“在其他地方,政策是‘文件’,在崇明,政策是‘服务’。”这种“把政策变成服务”的理念,正是我们二十年来最宝贵的招商心得。
区位优势凸显
很多第一次来崇明的客商,都会问:“你们这儿离市区那么远,金融企业怎么招?”我总会笑着带他们去东滩湿地看一场日出——当第一缕阳光从芦苇荡中升起,水面波光粼粼,远处的风车缓缓转动,客商的眼神往往会从疑惑变成惊讶。说实话,刚入行那会儿,我也担心过区位问题,但二十年的招商实践告诉我:区位优势不是“距离远近”,而是“不可替代性”。崇明作为上海唯一的岛域,拥有“生态”这张“王牌”,而生态,恰恰是现代金融,尤其是绿色金融最稀缺的资源。
交通是区位的核心支撑。过去,崇明被长江“困”住了,现在,“桥隧相连、高铁通达”的立体交通网正在成型。沪苏通铁路2020年通车后,崇明到上海虹桥枢纽只需40分钟;北沿江高铁(预计2025年通车)将让崇明到南京、合肥进入1小时圈;G1503公路扩建工程完工后,到浦东国际机场也缩短至50分钟。更关键的是,崇明处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“几何中心”,周边有苏州工业园区、嘉兴科技城、南通创新区等产业高地,外资证券公司在这里设立,既能享受崇明的生态优势,又能辐射整个长三角的实体经济。去年,一家外资证券的MD(董事总经理)在考察后说:“我们看中的不是崇明到市区的距离,而是到长三角企业的‘距离’。”
生态优势是崇明最独特的“招商名片”。崇明森林覆盖率达30.8%,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85%以上,负氧离子浓度是市区的5倍以上。这种“城市绿肺”的环境,对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大型外资机构极具吸引力。我见过不少外资金融高管,他们选择办公地点时,不仅要看“楼有多高”,更要看“树有多绿”。去年,一家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考察时,特意在园区周边住了三天,每天早上在环岛骑行,下午去生态农业园采摘,最后决定将中国区绿色金融总部设在崇明,负责人说:“在这里做绿色金融,‘绿色’不是概念,是日常。”这种“生态+金融”的化学反应,是陆家嘴、外滩给不了的。
产业协同赋能
招商不是“捡到篮子都是菜”,尤其是金融企业,必须找到“产业土壤”。崇明近年来重点发展的“绿色低碳、生态智慧、高端休闲”三大产业,与外资证券公司的业务高度契合,形成了“产业招金融、金融强产业”的良性循环。我们园区招商有句口诀:“产业是根,金融是叶,根深才能叶茂。”
绿色产业是协同的核心。崇明正在打造“绿色产业高地”,已引进特斯拉储能、协鑫光伏、远景能源等龙头企业,去年绿色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。这些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,比如新能源电站建设需要长期资金,生态农业需要供应链金融,这正是外资证券公司的用武之地。我们园区专门设立了“绿色金融服务中心”,搭建“企业-证券-资本”对接平台。去年,我们组织了一场“绿色债券发行研讨会”,邀请某外资证券专家给崇明的新能源企业讲“如何发行国际绿色债”,会后3家企业就与该证券公司达成了合作,总融资额超过10亿元。企业负责人说:“以前我们找外资投行,要跑北京、上海,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对接,太方便了。”
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也是协同的重要领域。崇明有“中国花岛”“生态蟹岛”等品牌,每年吸引游客超千万人次。这些旅游项目需要轻资产运营、品牌化提升,外资证券公司可以提供“产业基金+品牌孵化”的综合服务。比如去年,我们园区的外资证券公司联合某文旅基金,投资了“东滩民宿集群”,通过证券化运作让民宿业主获得资金支持,同时引入国际品牌管理,现在这家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0%,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。这种“金融+文旅”的模式,既盘活了崇明的生态资源,又让外资证券公司找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。
人才生态筑基
金融行业的竞争,本质是人才的竞争。二十年来,我见过太多因为“留不住人”而夭折的项目,也见过因为“人才来了不想走”而壮大的企业。崇明在人才吸引上,曾经面临“市区虹吸效应”,但现在,我们用“生态+服务”打造了独特的人才竞争力。
上海是金融人才的“蓄水池”,全市有15万金融从业人员,其中CFA(特许金融分析师)、FRM(金融风险管理师)持证人占全国1/3。崇明虽然距离市区较远,但通过“人才共享”机制,完全可以吸引这些高端人才。我们推出了“柔性引才”政策,鼓励上海中心城区的金融人才到崇明兼职,给予“交通补贴+项目奖励”,最高每年20万元。去年,某外资证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就是通过“柔性引才”加入的,他每周一早上从市区坐高铁来崇明,周五下午再回去,他说:“在崇明做研究,没有市区的喧嚣,思路更清晰,周末还能陪家人去东滩散步,生活质量反而提高了。”
人才不仅要“引得来”,更要“留得住”。崇明在人才配套上下了“真功夫”:我们建了2000套人才公寓,租金比市区低30%,家具家电齐全,拎包就能入住;引进了上海实验学校崇明分校、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崇明实验学校,解决了子女入学问题;瑞金医院崇明分院已经开诊,三甲医疗资源“岛内就能解决”。去年,一家外资证券公司的合规总监因为孩子上学问题犹豫不决,我们带他去了学校,校长亲自介绍了“市区名校教师+崇明特色课程”的模式,还安排他和在读学生家长交流,最后他说:“这里的教育比市区还‘接地气’,孩子能在大自然中成长,我们更放心。”现在,这位总监全家都搬来了崇明,还推荐了两位同事过来。
风控体系护航
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的不是“政策多优惠”,而是“风险能不能控”。招商二十年来,我总结出一个经验:企业来投资,短期看政策,中期看产业,长期看风控。崇明经济园区在风控体系建设上,下了“绣花功夫”,让外资机构“投得放心、干得安心”。
合规风控是外资机构的“生命线”。外资证券公司对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理解非常严格,任何一点合规风险都可能导致“一票否决”。我们园区联合上海证监局、金融法院建立了“外资金融合规服务中心”,提供“政策解读+合规培训+风险预警”全流程服务。比如去年,某外资证券在筹备设立时,对“客户资产隔离”的监管要求不太清楚,我们中心组织了专题培训,邀请证监局的专家逐条讲解,还提供了《外资证券合规操作手册》,帮助他们一次性通过了监管验收。企业合规总监说:“在崇明,我们不是‘单打独斗’,有专业团队帮我们把关,心里踏实多了。”
“监管沙盒”试点是崇明的“创新牌”。所谓“监管沙盒”,就是在可控环境下允许金融机构测试新产品、新服务,既控制风险,又鼓励创新。2023年,我们园区争取到了“上海绿色金融监管沙盒”试点资格,外资证券公司可以在这里试点“碳期货做市商”“绿色REITs”等创新业务。去年,某外资证券通过沙盒试点了“碳期货做市商”业务,初期只允许1000万元资金参与,经过3个月测试,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交易经验,现在业务规模已经扩大到了5亿元。这种“小步快跑、风险可控”的创新模式,既满足了外资机构“试错”的需求,又维护了金融稳定,实现了“双赢”。
案例经验借鉴
招商不能“闭门造车”,必须“向外看、学经验”。二十年来,我研究过无数外资金融机构落地的案例,总结出三个关键点:政策要有“含金量”,服务要有“温度”,产业要有“黏性”。崇明现在正沿着这个方向努力,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。
上海自贸区的案例值得借鉴。2014年,上海自贸区设立了第一家外资证券公司——摩根大通证券(中国),当时面临“外资股比限制”“业务牌照”等难题,自贸区通过“负面清单管理”“一站式审批”等创新举措,6个月就完成了设立。现在这家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了500亿元,成为外资证券在华发展的“标杆”。我们园区借鉴自贸区的“极简审批”经验,将外资证券公司设立的材料从28项精简到15项,审批时间从45天压缩到20天。去年,一家外资证券公司从签约到拿到营业执照,只用了12天,企业负责人说:“这个速度,比在自贸区还快!”
崇明本地的案例更让人振奋。2020年,我们园区引进了一家外资私募基金——某新加坡资管公司的绿色私募子公司,刚来的时候只有3个人,办公场地还是租的。我们帮他们对接了崇明的绿色产业资源,投资了“海上风电”“有机农业”等项目,还协助他们申请了“上海市绿色金融创新奖”。现在这家公司管理规模达到了20亿元,员工发展到25人,还在园区买了办公楼。去年底,公司CEO给我发来微信:“感谢崇明给了我们‘第一桶金’,我们计划把中国区总部迁到这里,未来五年要把管理规模做到100亿。”看到这样的企业成长,作为招商主任,我心里比谁都高兴。
战略价值深远
站在崇明经济园区二十周年的节点上,回望外资证券公司设立的历程,我深刻感受到:这不仅是一个招商项目,更是一步“战略棋”。它对崇明、对上海、对长三角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对崇明而言,外资证券公司的落地,是“生态岛”向“金融岛”转型的关键一步。崇明不能只做上海的“后花园”,更要做“绿色金融的创新高地”。预计未来五年,外资证券公司将带动园区金融产业产值增长50%,创造1000个以上就业岗位,其中60%是金融、法律、会计等高端岗位。更重要的是,外资证券公司的“鲶鱼效应”,将推动本地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,形成“内外资共同发展”的金融生态。
对上海而言,崇明的外资证券公司,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“特色补充”。上海金融中心的核心是“国际化”,但也不能忽视“特色化”。崇明依托生态优势,打造“绿色金融”品牌,正好填补了上海在“生态金融”领域的空白。未来,崇明有望成为“国际绿色金融枢纽”,与陆家嘴的“国际金融城”、临港的“金融科技中心”形成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。
对长三角而言,外资证券公司是“金融血脉”的“连接器”。长三角一体化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,外资证券公司可以打通境内外资本通道,让长三角企业更容易对接国际市场。比如,崇明的绿色企业可以通过外资证券发行“熊猫债”(境外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),吸引国际投资者;长三角的科创企业可以通过外资证券在境外上市,获得发展资金。这种“长三角+国际”的双循环,将推动长三角成为“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”。
展望未来,我认为外资证券公司在崇明的发展,将呈现三个趋势:一是“绿色化”,越来越多的业务将聚焦“碳中和”“碳达峰”,比如绿色债券、碳期货;二是“数字化”,区块链、大数据等技术将被广泛应用于证券服务,比如“智能投顾”“数字证券”;三是“长三角化”,外资证券公司将成为长三角产业升级的“助推器”,服务更多实体经济企业。作为招商主任,我期待与这些外资机构一起,在崇明这片生态沃土上,书写“金融与生态共荣”的新篇章。
招商平台见解总结
崇明经济园区招商平台始终秉持“以企业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,在外资证券公司设立过程中,我们不仅是“政策传递者”,更是“资源整合者”和“发展陪伴者”。从前期精准对接政策需求,到中期全程代办审批手续,再到后期持续赋能产业协同,我们构建了“全生命周期”服务体系。未来,我们将继续深化“生态+金融”特色优势,搭建更专业的绿色金融对接平台,吸引更多外资证券机构落户,让崇明成为外资金融机构“愿意来、留得住、发展好”的家园。